作者：茅慧

　　曹禺的话剧《北京人》，着力刻画的是时代转型中女性的情感、心理及命运。她们被设置在一个特别能代表那个时代动荡变幻的典型场域之中，因女性的性别色彩、人生遭际、个性特征所生发出的种种无奈中的隐忍、郁闷中的憧憬、颓势中的自救……

　　以语言为主要载体的话剧，自然拥有充盈的思想力度和智识的深度，而以肢体语言为主体表现手段的舞剧，又能怎样从强大的思想语言矩阵中突出重围？怎样张扬自我的存在感，以无声的人体表现手段达到话剧经典同样的思想高度和艺术品质？

舞剧《北京人》剧照。王一腾摄/光明图片

　　近日在京演出的舞剧《北京人》，让观众切身体会到舞蹈艺术手段对话剧艺术表现的超越之处和别样精彩。

　　舞剧《北京人》首先不是话剧的舞剧翻版，而是以创作者鲜明的主观创作理念为支撑。该剧编导吴蓓在导演阐述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艺术主张：“鼓励人对自己本真和自我的追求，是这部舞剧创作所寻求的立意和努力。舞剧的创作是着重关注人内在思想情感的矛盾与冲突，并将象征手法融入舞剧情景中，探寻那种俯拾即是的中国诗境。人的塑造是这部舞剧始终贯穿和坚守的，而且全剧是有意围绕核心人物‘愫芳’去组织和编绎情节以及运用表现手段。”舞剧《北京人》恰切地执行和完成了这一编导意图，并且取得了不俗的艺术成效。

　　舞剧《北京人》是一首女性心路历程的抒情长诗。其诗意在思想立意上主要体现在创作者站在社会与人生发展的一个高点上回望与探究“曾家”的姨侄女愫芳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而在展开一连串她的矛盾纠结、苦闷挣扎之后，将她的灵魂升华到终于能在强大的文化氛围压制下破茧而出的关乎生命的价值与勇气的层面上。尽管舞剧与话剧《北京人》中的愫芳的终局都同样是走出了封建牢笼，但走的形态、走的细节、走的过程却呈现在舞蹈的样式中。在舞剧中，由于愫芳成了全剧的灵魂人物和主轴，编导为她串联起的一段段舞蹈——从独舞、与心爱之人文清、与曾老太爷的男女双人舞，再到与瑞贞的女性双人舞，与文清、文清妻思懿的三人舞——都是在一层层地揭示和推动愫芳的命运和性格发展。正是立足于愫芳的立场，使得观众的观剧心理和观剧情感与愫芳合而为一，一个弱女子的命运自然成为全剧最核心的看点、最悦目的亮点、最感喟的泪点。

　　当然，除了愫芳，舞剧《北京人》中那些在舞蹈的世界中欢欣、痛苦、浪漫、猥琐、爱慕、厌烦的人物形象，虽不如话剧里那么众多，但也各自形象分明、个性殊异。曾老太爷最大的意愿就是守护着反复油漆过十几年的一副棺木，他不厌其烦地沉浸在油漆棺木、抚摸棺木的动作中，同时却又要依附于愫芳年轻生命的服侍。他的每个举动都会给愫芳带来连锁的劳累与不堪，让人眼睁睁看着一具腐朽的僵尸般的人在拉着一个美好年轻的生命做垫背。文清的妻子思懿是个在家族里操劳而霸道的女人，正是老太爷的老朽，文清的文弱，愫芳的隐忍，衬托出她的专断与跋扈。在她身边总有一群丫鬟侍女听命，并仰仗她的威权而芒刺毕露。她的丈夫文清，气质文雅却毫无志向，精神出轨与愫芳惺惺相惜，却始终不能自立决断担负责任，最终意志崩塌，依靠一杆烟枪聊以自慰。孙媳妇瑞贞是《北京人》中最富有生命活力的形象，她一反三从四德的礼教约束，决意冲破牢笼，奔向自由。正是在瑞贞的感召之下，愫芳才能在心理上克服多年养成的礼教捆绑，在精神上认同自由的可贵，在行动上逃脱出行将就木的“瘾笼”。

　　“鸟笼”作为象征物，贯穿舞剧《北京人》的始终。在舞台上一个可见的、真实大小的鸟笼出现在序曲和尾声中，这个鸟笼是全剧每个舞段、每个场景所刻画的无形“鸟笼”的缩影。当序幕中愫芳提着鸟笼登场时，她是一只关在笼子里、尚未醒来的温顺鸽子，而在尾声中她从笼中探出身来，飞向了未知的也是广阔的天空。

　　说到底，这部舞剧的意义并不在于用舞蹈讲了一个故事。关乎宏旨的是它告诉人们要弃绝业已成瘾的陈规陋习、冲破稍不留神便故步自封的思想藩篱是多么艰苦又何等重要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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